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的劉老圩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圩堡，也就是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故居。
　　劉銘傳一生60年中，共有4處居所：出生地四房郢，辦團練建的旱莊，剿滅東捻后始建的劉老圩，臺灣歸來另建的劉新圩，最終于此駕鶴西去。其中，四房郢被官兵放火燒毀，劉新圩則被滔滔洪水所吞沒，旱莊至今也僅存4間老屋。
　　劉老圩始建于1868年（同治七年）春。年初，李鴻章在平定東捻后，為劉銘傳請賞，清廷“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”（時年32歲），劉銘傳以“血戰(zhàn)多年，積勞成疾，莫能騎，乃乞歸養(yǎng)疴”，經(jīng)李鴻章奏準，返回老家旱莊，與家人團聚。此時，功成名就的劉銘傳，因家室興旺，旱莊擁擠，便在此不遠處擇地始建新居。
　　1869年春，劉銘傳在直隸提督任上以傷病奏請開缺，獲準，返回肥西。新居建成，舉家喬遷。
　　新居建成后，以何命名？值得肯定的是不可能稱劉老圩，而應(yīng)該稱為“大潛山房”。
　　其實，早在三年前（同治五年），劉銘傳已構(gòu)思了新居藍圖,“大潛山房”的命名也成竹在胸。平吳剿捻期間，“武臣中之名士”劉銘傳酷愛詩棋酒。在軍中，在馬背上，時常吟哦作詩，回到家鄉(xiāng)即與“合肥三怪”王尚辰、朱景紹、徐子苓等頻繁交往，彼此唱和，相互濡染。那時合肥一帶流行一種文人風(fēng)氣，多好以“某某山房”命名故居，如徐子苓在龍泉山的故居即稱“青陽山房”，劉銘傳該是受此影響，萌生了將要構(gòu)建于大潛山下的新居命名為“大潛山房”的初衷。同年，劉銘傳在周家口軍中將早期詩作結(jié)集，定名《大潛山房詩抄》，呈請曾國藩作序，曾帥欣然命筆，對劉詩頗為欣賞。并于三年后新居建造的同時，首次刊印《大潛山房詩抄》。喬遷之際，劉銘傳好心情不免流露筆端，親自撰書“大潛山房題聯(lián)”：解甲歸田樂，清時舊壘閑。
　　近年，肥西縣文物所組織力量，多次對劉銘傳故居遺跡進行發(fā)掘考證，先后發(fā)現(xiàn)了一批很有說服力的物證：
　　2007年春，在清理故居內(nèi)濠溝時出土一個殘破的青花白瓷碗，碗的底部清晰顯露私家燒制時用正楷書寫的“大潛山房”藍色字體。同時發(fā)現(xiàn)一塊漢白玉內(nèi)宅門匾，可惜正文嚴重磨損痕跡不再，落款也殘缺不全，僅現(xiàn)“大潛”兩字，“山”字缺半，“房”字無存。
　　2008年5月10日，在民間發(fā)現(xiàn)私人收藏的一尊銀杯，四周刻寫“大潛山房”4個隸書，十分清晰、完整。
　　另外，2003年春季中國藝術(shù)品拍賣會上，有上海工美拍賣有限公司拍賣一枚長7.9cm的胡開文墨，正面楷書“大潛山房”，下注：“同治壬申省三囑開文選煙”，背面隸書“十年如石，一點如漆”。
　　同治壬申系1872年，即新居落成已經(jīng)4年，劉銘傳仍然使用故居稱謂。
　　此類劉家當時的生活用具、居家裝飾、文房墨寶，無當留下“大潛山房”的烙印。
　　那么“劉老圩”的稱謂緣何而起？筆者認為，1891年6月，劉銘傳赴臺7年后回歸家鄉(xiāng)“大潛山房”，因其晚年痼癖山林，便在六安麻埠九宮山新建一座類似“大潛山房”的別墅式莊園。應(yīng)是后來家人、鄉(xiāng)鄰為方便起見，以示新、老之分，便將先建的稱“老劉圩”，后建的稱“劉新圩”。當時，民間有習(xí)慣，稱周盛波、周盛傳故居為“周老圩”，唐定奎故居為“唐老圩”（唐五房圩），稱張樹聲故居為“張老圩”，其五弟張樹屏另擇地新建的居所為“張新圩”。
　　當然，劉老圩的稱謂由來已久，已被約定俗成，且很多文書包括建國后的相關(guān)文件都沿襲了這一名稱，此亦無妨，權(quán)作歷史不需更正。
　　（供稿：肥西縣旅游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