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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要真正保障學生春游權，必須首先豁免學校的無限責任。學校只需盡到精心預案、謹慎從事、仔細看守，不應負更多責任。類似海南的極端悲劇事故，經濟責任交由保險賠付，法律責任則依法進行，不可濫用刑責追究。

　　8死32傷，海南一場學生春游事故，7人被刑拘，包括涉嫌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老城欣才學校校長、學校投資人等。春游出事，校長被拘，引發的寒蟬效應可想而知，央視干脆以“校長，還敢組織春游嗎?”為題采訪了多位校長。

　　大凡群死群傷事故，責任人追究不力的抱怨常有，引發大規模輿論同情的卻罕見。從已有報道看，出事大巴涉嫌越界運輸，走小路逃避檢查從而肇禍，但校方若是盡到自身審查責任，不應過多負責。如此惡性交通事故固然令人痛心，但仍然是意外。

　　以央視為代表的社會輿論普遍同情校方，一方面顯示公眾對安全事故處理的維穩模式并不認同，比如為了找出責任人不惜矯枉過正導致追責擴大化。另一方面，人們對校長際遇感到不平，其實是對中小學生春游權利面臨廢黜的擔憂。

　　國人對春游的愛與怕經歷了多次反復。像我們在上世紀做中小學生的一代是有福的，管理粗放，人心簡單，師生情深，沒有申報、預案、組織，老師單人就敢帶學生跋山涉水。

　　安全何時擋在了春游面前?春游與安全的“敵對關系”是何時形成的?大約是進入本世紀后的事。比如成都，2001年后，春游進入冬眠期，直至2008年，成都市教育局下文要求中小學一年至少組織一次春秋游。去年發布的《國民旅游休閑綱要(2013―2020年)》更進一步鼓勵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學放春假或秋假，以利學生修學旅行。

　　春游是每一個學生的權利，春游課應該是中小學生的必修課，基于這樣的教育理念，經過各界多方努力，才使春游重新回到中小學生的課程表上。在安全的隱憂和春游的快樂中間，中國社會開始變得更有勇氣、更傾向于后者。

　　但海南事件再次證明，春游之樂一旦變成春游之殤，安全與責任體系是多么脆弱不堪一擊。春游的發起組織者非學校莫屬，在責任界限不明的情況下，學校也就成了春游安全責任的無限承擔者。由此產生的怪象是，一次春游，足以讓所有人失眠———學生是興奮，校長則是焦慮甚至恐懼。

　　要真正保障學生春游權，必須首先豁免學校的無限責任。學校只需盡到精心預案、謹慎從事、仔細看守，不應負更多責任。類似海南的極端悲劇事故，經濟責任交由保險賠付，法律責任則依法進行，不可濫用刑責追究。

　　另外，安全與春游并非不可兼得。反思此次海南春游事故，遇難學生多是甩出窗外后被側翻大巴碾壓，如果每個乘客座椅都有安全帶而且不是擺設的話，車禍不會導致如此慘痛后果。歸根結底，在生命面前，所有的精神價值，如同1后面的0，1沒了，0再多也沒用，只有前者有保障，后者才有意義。

　　春游誠可喜，生命誠可貴，春游與安全如何兩全?中國學校的春游計劃是存是廢?為學生系上安全帶即可，不必猛踩剎車。